1935年12月9日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在北平爆发，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抗日救国。
运动前夕，中共北平地下党内部对斗争策略存在分歧，险些导致运动夭折，但《八一宣言》的传人为学生指明了方向。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在客观上提供了掩护和支持。
12月9日当天，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封锁，高举标语走上街头，高呼“反对华北自治”等口号，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。后续的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和南下宣传团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声势，许多参与者如于光远、钱伟长等后来成为学界泰斗。运动成功唤醒民众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为全民族抗战奠定基础。
今天，北京日报纪事带您一文回顾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那些“硬核”的学界大佬。
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，滴水成冰。一群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年轻人，高举标语，走上街头。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，青春的呐喊，自此唤醒沉睡的民众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夕，北平临委内部曾有过意见分歧，这场后来载入史册的运动，一度险些夭折。关键时刻，从海外传回的《八一宣言》犹如一盏明灯，为大家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游行前几日，甚至有人担心，队伍能否凑够800人。然而，回望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那天的游行队伍中，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黄敬、蒋南翔等学生党员，还有于光远、钱伟长、侯仁之的身影——民族危亡之际，这些后来成为学界泰斗的年轻人，无一例外，毅然走出书斋。
星星地下火，皆为举火人。当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中国，经历“一二·九”洗礼的北平、华北乃至全国青年，纷纷奔赴抗日战场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。
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《告全国民众书》。
不在斯诺的小客厅
斯诺夫妇一直误以为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是在他们家的小客厅发源的。
1935年10月，北平黑云压城城欲摧，位于盔甲厂胡同13号的小客厅，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岛。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，也许还要进入华北，红军司令部到底在哪里，兵力装备怎么样，这些不一定完全可靠却鼓舞人心的秘闻，都是小客厅百无禁忌的话题。
那时，埃德加·斯诺还没有去陕北，他刚辞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席，为纽约《太阳报》担任自由投稿记者。燕大学生会的王汝梅、陈瀚伯、张兆麐都没有上过斯诺的课，但他们还是从海淀追到了城里，因为斯诺夫妇消息灵通，而且没有洋大人的那股子架势。
有一次，斯诺听说，曾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土肥原贤二，将一千万元中国钞票放在桌子上，逼迫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独立。他把坏消息告诉来访的张兆麐，这个高个子、宽面孔的东北青年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怎么办？除了愤慨地控诉和焦躁地唾骂，20岁出头的大学生一筹莫展。一天，陈瀚伯他们和斯诺商量，能不能给孙夫人写一封信？斯诺回答：“行啊！我认识她，我可以负责把信交到她的手里。”
于是，一封用英语起草的信稿，被斯诺夫人海伦·斯诺打出来，由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带到上海，交给了当时从不公开露面的宋庆龄。十几天后，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回信果真从上海送了回来，她告诉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，不能只是苦闷，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，“你们要有所表示，你们要行动起来！”
回信在熟识的同学中悄悄传播，但是，怎样才能有所表示？27岁的海伦·斯诺说话像机关枪：“你们游行！用稻草扎一个假人，在它身上写上‘华北’二字，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，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，华北即将灭亡！”
这个极其“美国味儿”的办法，当然没有被采纳。真正让王汝梅、陈瀚伯、张兆麐等燕大同学行动起来的，是斯诺家里的两位新朋友。
一位是身材单薄、个子不高的David，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。后来，陈瀚伯才知道David就是北大数学系的俞启威，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敬。
另一位则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（姚依林）。他体格宽广、走路生风，为防范特务侵扰，大家给他起了个代号Yorker。
Yorker和David一胖一瘦，年龄与陈瀚伯相仿，但一开口的谈吐，却像磁铁一样把人吸引住了。在斯诺家里初识后，两人常常到燕大找陈瀚伯他们聊天。有一次，黄敬到陈瀚伯宿舍，几个同学聊得意犹未尽，谁也不肯放他走，最后黄敬只好跟陈瀚伯挤一张床，凑合了一晚。
黄敬显然斗争经验丰富，他主张“先争取出版、言论、集会、结社的自由，不然我们没法上街。”进步学生从善如流，决定先争取言论自由。
很快，燕大同学起草了《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》，陈瀚伯带着宣言到天津活动，只用了半天时间，就征集到天津汇文中学等4所学校的签名。11月1日，平津十校联合签署的《宣言》发表，“奠都以来，青年之遭杀戮者，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，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……昔可以‘赤化’为口实，今复可以‘妨碍邦交’为罪名，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……”
尖锐的宣言打破了黑暗沉寂的局面，后来改名黄华、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汝梅评价说：“它是‘一二·九’运动爆发之前的一颗信号弹。”
几乎与《宣言》的发布同时，北平形势急转直下。11月24日，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，成立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。当时的一位清华学生愤怒地写道：“在北平，有的是日本天皇的宪兵，有的是投降派汉奸和警察，有的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，有的是日本人和高丽棒子贩卖的鸦片、红丸……”此时的北平，“哪里还像中国地方？”
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无法忍受。12月6日，平津15校联合发出通电，反对“防共自治”，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。海伦·斯诺将这个《通电》打成电讯稿，由斯诺向国外发出。
斯诺把往来于小客厅的爱国青年看作普通大学生，他曾写道：“当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，然而不到几年，他们在抗日爱国战争中差不多都参加了共产党。”斯诺有所不知，1935年11月，姚依林已经加入共产党。黄敬的党龄更长，1932年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就读时，已经秘密入党，还领导过青岛大学的罢课斗争。
12月8日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前夜，燕大学生把宣言、口号、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都告诉了斯诺。斯诺夫妇差不多一夜未眠，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，以便第二天发给外国报界。
斯诺夫妇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，他们也在客观上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。但他们并不清楚，这场日后载入史册的运动已经酝酿了很久，酝酿地点当然不在盔甲厂胡同13号的小客厅，而是在一所中学——今天161中学的前身女一中。
女一中的赈济会
在斯诺家中做客的黄敬和姚依林，彼时正在为同一个组织而忙碌——黄河水灾赈济会。
赈济会的会址设在女一中，这是一个公开组织，表面看来，它的任务是募捐赈灾。实际上，赈济会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，它还有一个暗线任务——联络团结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。
毛泽东主席说过，青年学生好比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柴火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差用火一点。点火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共产党。不过，“一二·九”爆发前的北平，中共势力其实很单薄。1934年8月，中共北平市委被敌人破坏，至1935年初，全市不过有党员十来个，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。
就在此时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北平街头，地下党员彭涛和谷景生偶遇了。彭涛和谷景生是老同学，1932年，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，两人同年加入共产党。第二年，爱国将领冯玉祥、方振武、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，两人又几乎同时被派到这支部队。
谷景生重返北平城，是被人抬进去的。1933年9月，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，在小汤山一带，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夹击，全军覆没。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，伤及神经，半身瘫痪。北平红十字会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，先送到青龙桥临时医院。后来，又被地下党送往协和医院救治。纪实作家王凡访问过晚年的谷景生，据他在《谷景生与“一二·九”运动发动真相》一文中所写，“因为没有钱，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。”
养伤期间，为躲避特务追捕，谷景生不得不东躲西藏，就这样和党组织断了联系。当他在街头看到彭涛熟悉的身影时，格外高兴。只是没想到，老同学竟与自己同病相怜，也是抗日同盟军兵败后，与党失去了联系。
两人相约一边做群众工作，一边分头寻找组织。这时，经熟人介绍，谷景生认识了女一中的郭明秋。在很多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亲历者回忆中，小郭与清华的姚依林、北大的黄敬一样活跃。陈瀚伯曾这样描述主持会议的小郭：“听她的谈吐，实在令人佩服，她虽然是一个中学生，但在政治上比我成熟得多。我猜想她一定是个党员。”陈瀚伯不知道的是，郭明秋入党，正是由谷景生介绍的。
大约是1935年四五月间，彭涛告诉谷景生，已经找到组织。很快，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。当时的北平临委人不多，王学明任书记，彭涛任宣传部长。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，北师大的周小舟则担任外围组织——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。
夏秋时节，黄河泛滥，河南、山东的灾民纷纷逃来北平，王府井、新华门、前门到处都是拖儿带女乞讨的灾民。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，彭涛、周小舟等召开了武卫会骨干会议，决定以各校武卫会为核心，组织水灾救济会，以灰色团体掩护党的组织。
什么是灰色团体？郭明秋记得，书记王学明曾告诉她：“河北省委的意见，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，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，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；公开的场合，可以采用灰色团体，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。”
1935年9月，“灰色团体”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女一中正式成立。会址之所以设在女一中，是因为女一中的前校长孙荪荃在学校威望高，早年与李大钊关系密切。孙荪荃不是共产党员，却敢在班上公开讲李大钊的生平和《唯物史观》。在她的保护下，女一中学生会成了北平城内各校仅存的硕果之一。她在学校后院找了一个大房间，作为赈济会的会址。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，赈济会特意推选一名不问政治的女生当主席——这是最活跃的郭明秋出的主意。
果然，赈济工作很顺利，清华、燕大、北平师范大学、东北大学等十几个学校纷纷成立分会。风风火火的公开募捐活动，把那些被白色恐怖搞垮了学生组织的学校，重新聚了起来。而在这支活跃的募捐队伍中，很多人都成了后来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骨干，包括女一中的郭明秋、清华的姚依林、北大的黄敬、燕大的黄华……
赈济会共募捐到2000多银元，银元被学生代表团送到山东灾区，其中剩下的500银元，成为后来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。
1935年11月18日，完成赈灾工作的赈济会，就地转化成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，这就是后来直接领导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北平学联。北平学联是一个秘密组织，学联机关仍设在女一中，而活跃在赈济会幕后的小郭不再隐蔽，被推选为学联主席，清华大学的姚依林则担任秘书长。
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就在学生们一天天被联络起来时，北平临委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，以至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险些夭折。
北京饭店的《八一宣言》
到底要不要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日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，这个疑问毫无悬念——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。
然而，对于身处1935年的北平临委而言，这却是一个前路未知的抉择。毕竟，不久前，蒋介石族侄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还在北平城内，逮捕抗日分子，捉拿进步学生，白色恐怖的阴影，笼罩着每一个共产党人。
亲历北平市委大破坏的王学明认为，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“右倾”，应该组织暴动，打倒国民党，建立北方苏维埃。而以彭涛为代表的另一方坚持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，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救亡运动。
双方各有支持者，一时之间，北平临委分裂了，竟连开会都开不起来。就在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，《八一宣言》为彭涛一方吃了定心丸，用谷景生的话说：“1935年秋天，我和彭涛、周小舟先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文件……看到了我党发表的《八一宣言》，明确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方向。”
《八一宣言》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，号召停止内战，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。1935年10月，宣言首次发表于巴黎《救国报》。谷景生并没有详述自己看到《八一宣言》的渠道，倒是学生骨干姚依林，在口述史中详细讲过此事——
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《八一宣言》。当时我们是从《共产国际通讯》（英文）、《共产国际半月刊》（英文）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》，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。
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？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，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，实际上是书店。卖英文书籍，也卖《共产国际通讯》《共产国际半月刊》，还有巴黎出版的《救国时报》（即《救国报》）。我们懂英文，书店又是公开卖，所以我们进去看，看了就买回来。看到这些，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。《八一宣言》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，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。
姚依林或许是最早看到《八一宣言》的北平学生之一。紧接着，他的同学、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组织秘密学习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清华的布告栏、北大的东斋壁报栏、各大高校的教授家门缝中、学生宿舍的洗脸盆里，甚至清华园车站及附近的农村，都出现了《八一宣言》传单。
这些从国外传来的新鲜资料，让学生们如获至宝，更让彭涛一方的意见更加坚定。他们派周小舟前往河北省委汇报。幸好，河北省委支持彭涛一方的意见。
在北海公园的一只小船上，返回北平的周小舟向谷景生、彭涛和郭明秋传达了省委的决定：改组北平临委，成立新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，谷景生任书记，彭涛任组织部长，周小舟任宣传部长。12月，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，领导新临委的工作。
此时，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要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开了。危急关头，北平临委决定，于12月9日这天，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，强烈反对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成立。
因地下工作的严格规定，李常青和谷景生没有公开出面，在许多当事学生的回忆中，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。与学生直接联络更多的是彭涛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。
郭明秋记得，“一二·九”前几天，学联在女一中开会时，燕大的张兆麐似乎信心不足，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，够800人就上街游行。彭涛不赞同，他说不需要统计，先让力量大的学校出来，然后到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，这样八百人众，超过无疑。最后，彭涛的意见占了上风，但张兆麐又建议只请愿，不示威。彭涛退了一步，提出先请愿，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。
事实证明，张兆麐的估计确实过于悲观，平津危急，华北危急，国民党对日本入侵的妥协退让、对共产党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早已让学生们愤怒了。就像彭涛在会上所说的那样：现在的形势就像布满了干柴，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。
又一次五四运动
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，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，很多当事人回忆都用了四个字——滴水成冰，但北平学子的满腔热血早已沸腾。
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爱国学生走上街头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。
这天是星期一，天还未亮，燕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侯仁之，就站在了未名湖畔鸦雀无声的队伍中。这时突然传来消息，西门外已有军警集结，准备拦截游行队伍。总领队陈瀚伯迅速指挥队伍改道南门，沿着田野间的狭窄土路，直奔西直门。
在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，兴奋了一夜的于光远也早早起床，吃过早点，就赶到清华大操场集合。他到得很早，集合地点还没几个人，等不多久，同学们陆续来了，两三百人打着横幅，举着清华校旗，高呼口号，沿着铁路线朝西直门方向行进。
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，于光远熟悉的面孔不多，他原本是革命同学的圈外人。1934年，他从上海大同大学考入清华，成为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，与钱三强、王大珩、何泽慧成为同学。那时，他梦想成为一名大物理学家，在恩师周培源的指导下，正在研究广义相对论。有一次，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，还把于光远所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。
如果不是“一二·九”，中国物理学家的名册上，应该会有于光远的名字。他在自述中回忆，1935年秋季开学后，自己还在做学者和革命家之间犹豫，想投身革命，但不知道怎么“投”法，唯一的法子是去学校礼堂参加学生全体大会。大会上各派学生你来我往，唇枪舌剑，直到12月3日晚上，进步同学终于取得压倒性优势，大会通过了请愿的决议。
青年时期的于光远、侯仁之，都参与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默默站在人群中的于光远兴奋不已，作为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更激动，他接到了一项任务，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。
当天夜晚，他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（清华学堂）地下室的印刷车间，开始起草《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》。这篇宣言一连写了两三个晚上，想到华北人民面临亡国奴的威胁，蒋南翔一面写作，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，满腔悲愤化作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声怒吼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
宣言被印成单页，在几天后的“一二·九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。然而，清华和燕大的队伍走到西直门，却被两扇颜色斑斓、铜钉生锈的城门拒之门外。同学们挥拳怒吼，高声抗议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反对华北自治”的口号响彻云霄，城墙只是沉默。无奈，一千多人的队伍只好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。
于光远看到一位女同学站在土墩上，举着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，慷慨激昂地向人们发表演讲。这位女同学名叫陆璀，她和于光远一样，同一年从上海转入清华，是于光远认识不多的清华同学之一。
陆璀演讲的一幕恰巧被人拍摄下来，寄给了上海的邹韬奋。邹韬奋将这张照片选为《大众生活》杂志的封面。从此，陆璀举着话筒大声疾呼的画面，成为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一种象征。
12月9日那天，陆璀手持简陋话筒激情演讲。
清华、燕大的队伍迟迟未到，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城内学生已经等急了。听说是被关在西直门外，近2000人的请愿队伍当即推选出临时领导小组，提出反对华北“防共自治”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，要求何应钦接见代表并答复。
何应钦没有露面，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只派了何的秘书侯成出面应付。侯成开口就是请同学们体谅政府的困难，要读书救国。学生哪里肯听这样的敷衍，东北大学的宋黎、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等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商议后，当机立断，改请愿为示威游行。
队伍沿着西长安街，进入西单、西四，大家手挽手、肩并肩，边走边呼喊口号，走到护国寺时，约500名辅仁大学的学生冲了出来，加入游行队伍。
走到沙滩，北大史学系同学王德昭听到街上人声鼎沸、口号不断，马上下楼敲响了钟声。团支部书记刘居英跑到东斋，扯出一条被单撕开，写上“北京大学”几个字，用两根竹竿一挑，向校门外冲去。门口的军警没防备，几百名学生顿时一拥而出，汇入游行行列。
时任北大党支部书记的刘导生后来不无遗憾，因为没有接到学联的通知，“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仓促上阵的。”其实，刘导生早已估计到，12月9日这天有行动，因为据传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天成立。12月8日晚上，他特意叮嘱孙陶林等同学，“你们明日早晨六点钟到北平图书馆门前等着参加请愿。”只是阴差阳错，不知为何，刘导生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，12月9日一早，孙陶林几人到北平图书馆门前等到9点多钟，还不见请愿队伍的影子，只好回校上课。直到下午才晓得，请愿队伍早上在新华门。
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据参与者们回忆，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。在王府井，影视剧中不断重现的那一幕出现了：学生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，消防水龙喷射到学生身上，冷水把衣服冻成了“冰甲”，女同学的长发成了“冰棍”，一条条挂在眼前，地上到处是冰碴和斑斑血迹……
爱国学生与军警争夺水龙。
游行队伍最终被军警打散，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写道：“在王府井的这一战斗，我们是败下阵来了；但就整体而言，我们胜利了。”的确，正如斯诺当晚发给纽约《太阳报》的独家电讯所说，这是“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”。
短短几天，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，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广州……斯诺写道：“中国正在苏醒过来。”
在北平，一切当然也不一样了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，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摧残，让北大学生会一直没能组织起来。因此，在平津十校《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》和平津15校《通电》上，北大都没有署名。然而，仓促上阵后的第二天，北大学生会就成立了，并且立刻宣布罢课。
学生们的态度之激烈，竟让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都气急败坏。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，有次罢课的一些同学向胡适讲道理，说国难严重、必须唤起民众团结抗日，胡适却只拿着报纸，不理不睬，只不时用嘲讽的目光向同学们扫视一下，或用鼻子哼一声。同学们很气愤，问他：“胡先生对这些问题怎么看？”胡适说：“我么，不对牛弹琴。”同学们齐声叫：“你才是牛！”嚷嚷了一阵，胡适只好气恼地走了。
“再来一次”
12月9日那天，按照计划，郭明秋和姚依林在西单的一家咖啡馆指挥，但他们还是遭到了枪托和皮鞭的袭击。第二天，几位负责人在中国大学的女生宿舍碰面，彭涛担心小郭的安全，建议她先不要回女一中，怕出危险。黄敬却说：“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，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，一定有人找学联，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。”
果然，郭明秋刚回到女一中，同学们就蜂拥而来，七嘴八舌地追问：“是否学联就在这儿？”“你就是学联主席吧？”“昨天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参加上，太遗憾了！”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（后改名萧靖）一见到郭明秋，就痛哭流涕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！昨天，那么大的事，我们不知道，没参加上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！”
这时，北平临委也得到消息，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——那就在这一天，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吧。
与“一二·九”相比，“一二·一六”的准备更加周密。为了防备告密，行动的时间一直没有宣布，各学校学生天天“待命出发”。
12月15日黄昏时分，西长安街的长安饭店悄悄来了两名青年，他们提着皮包，说是刚从天津来的旅客，要了一间客房。不久，这间客房里陆续来了几位学生模样的客人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一边玩扑克牌，一边用中英文夹杂着聊天。
从天津来的两位旅客，就是姚依林和郭明秋，其余的客人则包括黄敬、彭涛、董毓华等。他们在饭店里打了一夜扑克，直到拂晓前才散会。谈的不是别的，正是第二天游行示威的详细安排和路线。会议决定各校集中在天桥开市民大会，而后入正阳门，经天安门，向东经过东单，再到外交大楼——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预定成立的地点，举行总示威。
16日一大早，几个人分头联系通知各校。随时待命的学生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：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沙子，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。清华、燕大上次没能进西直门，这次各自派出三十人的先遣队，提前埋伏在城内。北平大学的前门被警察封锁了，学生会临时决定由少部分人在前门与警察周旋，其他人则脱下长袍，化装成工人、厨师，从后门溜出，直奔天桥。
北大同学“一二·九”那天仓促上阵，大家都觉得太丢人，憋了一口气，下次一定要搞好。据北大1933级学生韩天石回忆，“一二·一六”那天，全校超过90%的人都参加了，校旗、横幅、标语、传单一应齐全，“进步的和中间的同学不用说都参加了，有的国民党员也去了。”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年，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，韩天石参加北大召开的“一二·九”历史座谈会，仍忍不住感慨：“人们素称，北大学生思想自由，各有主张，三人意见一致就是难的。可是这次抗日爱国的行动，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了。”
一个“局外人”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被“一二·九”运动“抓住”了。他叫胡伯特·费瑞恩，1935年9月，这位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男同学，进入美丽恬静的燕园，计划研究中国戏剧。初来乍到，费瑞恩总觉得这所贵族学校的学生过于文质彬彬，没想到，12月9日那天一觉醒来，室友和许多同学都不见了。到了傍晚，他才在室友的讲述中，得知“一二·九”游行示威的过程。那一刻，费瑞恩觉得自己的“田园诗”完结了，中国戏剧突然变得兴味索然，他下定决心，下次一定要亲自参加。
12月16日清晨7点，费瑞恩如愿以偿，他和同学们列队出发，沿着坎坷不平的田间小道行进。西直门又被锁上了，先锋队尝试撞开城门，无济于事。最后，他们绕到了西便门——这里可供火车通行，两扇门没有完全垂地，六七位同学用力推了一下，城门就晃动起来。费瑞恩和同学们立即十人一组，用肩膀和身体轮流撞击城门，十多分钟后，一扇门朝后倒地。在场同学欢声雷动，成功了！
大约上午11时，一万多名学生和两万多名市民汇聚到了天桥。北大学生黄敬跳上一辆有轨电车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。他一讲完，东北大学的宋黎等人，立刻护卫着他回到队伍中。会场上群情激昂，口号不断。古老都城的怒吼，让李常青和谷景生实在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两人化装成老百姓，一同来到前门大街，观看怒吼奋进的游行队伍。
1935年12月16日，黄敬登上电车发表演说。
这一天，国民党当局显然也是有备而来。天桥的市民大会结束后，游行学生发现，正阳门、宣武门统统紧闭。被阻挡在内城外的同学们与军警争辩时，有人突然发现宣武门城门下边有一条宽缝，便嚷道：“可以从这儿爬过去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名身材矮小的女同学身躯一伏，贴着地面，从门底下爬了进去。她抽开门栓，正想打开大门，一群军警就跑过来对她拳打脚踢，然后，推搡着把她带到了警察所。
一直在城内跟踪报道的斯诺追到警察所，用英语采访了这位女同学。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她就是清华大学的陆璀——12月9日那天，在西直门外举着话筒大声疾呼的姑娘。斯诺被深深地震撼了，当即发出一条“独家新闻”——《中国的贞德被捕了》。这篇报道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，让中国的“一二·九”走向了世界。直到一年后，陆璀作为学联代表到美国宣传抗日救国时，许多媒体还援引这篇报道采访她。
清华自行车宣传队
12月18日，北平学生游行“被警察水龙喷射、棍棒刀砍”的消息，刊登在《大美晚报》上，身居上海的鲁迅读罢报纸，复杂心情溢于言表：“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，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，还明白如此……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绝的。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：不要再请愿！”
鲁迅先生当然赞赏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，可他对当局已经不抱任何幻想，只担心这次学生又会像“三一八”惨案那样，遭到血腥镇压。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，“一二·一六”大游行中，镇压比“一二·九”更厉害，仅被打成重伤的就有297人，黄华等20多人被捕。
然而，青年就如同鲁迅所说的那石，他们相互激荡而生的火种，正在华北大地成燎原之势。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成立被迫延期，学生们请愿之后示威，示威之后，已经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要走向哪里？
12月16日晚上，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的一间昏暗小屋里，彭涛、郭明秋、姚依林等了许久，黄敬终于拖着染血的裤腿匆匆赶来。险些挨了军警大刀的他率先提出，扩大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的影响，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。
当时，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无计可施，干脆宣布解散平津学联，提前放寒假，还限令学校指派“学生代表”前往南京“聆训”。这一招确实毒辣，学生放假一回家，力量自然分散了，但黄敬的主张正好可以把学生集中起来。
1936年1月4日，500人左右的平津学生骨干，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，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被保释出狱没几天的黄华，率领其中的第三团，突破特务和军警的监视，从蓝靛厂启程。
曾经沉默的青年于光远，走在第三团第一大队的最前面，担起先遣小队的任务。他和其他四名同学一起探路，提前到过夜地点打点食宿。于光远后来回忆，出发前有人劝他不要去，“这个团是共产党组织的”，那人却不知，他想找的正是共产党。
高鼻深目的美国留学生费瑞恩属于第三团第二大队。为了参加南下宣传，他不得不以美联社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随团，还得用中式长袍把自己的皮夹克罩住，免得成为百姓围观的焦点。他也像通讯员一样，如实记录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。
从卢沟桥到长辛店，从良乡到琉璃河，从涿县到固安，“在华北大平原上，每隔三五里，就会看到一个树木丛生的小村落。宣传团逐个跨过这些小村落时，总是唱着歌，喊着口号，脚下荡起一股股滚滚尘埃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有一个农民驻足观看，就会有学生往他手里塞一把五颜六色的传单。”遇到大一点的村子，宣传团就停留下来，有时干脆花上一整天开群众大会。同学们似乎不知疲倦，《时事打牙牌歌》《工人歌》的歌声不断，《打回老家去》《别买日货》等话剧轮番上演。
1936年1月，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在河北固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
宣传团原计划徒步到南京，但考虑到经费有限，遂将目标改为保定。与此同时，一支更为特殊的队伍早已踏上征程——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，他们的目标是南京。
自行车队的副队长，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。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，相识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。多年以后，他还对作家孙晶岩津津乐道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是他们的媒人。
钱伟长、孔祥瑛夫妇
钱伟长不是共产党员，但看到北平学联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，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，为南下宣传团的先遣队伍——自行车队招募队员。
1931年初入清华时，钱伟长身高只有1.49米，是全班最矮的一个。没想到，在马约翰教授的几年特训下，居然练成了清华越野队“五虎将”之一，身高也长到了1.65米。既是越野队、田径队、足球队的知名运动员，又是物理系研究生，大家一致推他领衔自行车队。
1935年12月25日清晨，比平津学生大规模南下还要早10天，自行车队齐集学校大礼堂前。车队唯一的女生吴瀚活到了107岁，她曾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大家有的背着军用水壶，有的斜挎着军毯，虽说都是简装打扮，但式样和色彩各异，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。”
学生“游击队”没想到，第二天一到天津，就被军警包围了。还是北洋大学的同学凌晨三点来报信，大家才从后门逃过一劫。为躲避追堵，自行车队避开大道，沿着结冰的运河骑行。临近黎明时，忽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小高同学不慎掉进了冰窟窿，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，他才免于没顶之灾。获救的小高浑身湿漉漉，寒风一吹，瑟瑟发抖。为了给他找地方烤火，大家找到一间茅屋，开门的是位老大爷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让同学们进门。大家一再恳求，老大爷才答应让女生吴瀚一个人进去。原来，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，老大娘一早穿着出去拾柴，女儿只好围着破棉絮蜷缩在炕角。那时，清华学生大多出身中产家庭，生平第一次目睹老百姓如此悲惨的生活，不由深深震撼。
老大爷最后还是让小高进门烤了火，再次出发后的自行车队，被活生生的社会现实，上了深刻的一课又一课：在唐官屯，有队友发烧病倒，大家想找老乡借一条棉被，跑了几十户也没有借到，农民连一条完整的棉被都没有；到沧州时，正值日本人要修沧石铁路，他们毫无顾忌地占农田、拆民房、挖坟墓；到山东德州时正是元旦，车队上街宣传，一位崇德女子中学的同学坚决要求参加车队，原来，她是东北流亡学生，背井离乡好几年了。
1936年1月13日，历经千里的自行车队终于抵达南京。顾不得歇脚，大家当天就联络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，准备共同抗议15日的“聆训”大会。然而，14日中午，一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。失去自由的同学们，最终被军警绑架似的，押上了北上“专车”。不久，计划在保定会合的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，也陆续被军警遣回北平。
但这并不是终点。在北平学生呐喊过的街头，在爱国青年丈量过的土地上，抗日的火种已然撒下，这些火种一触即发，终将燎原。
蒋南翔在一首关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自述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星星地下火，曾为举火人。”1937年，当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中国，星星之火，已然燎原，曾经的“举火人”纷纷奔赴抗日战场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》2025年08月05日9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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